访中医教育学家、上海市名中医严世芸教授

发布日期:2009年3月9日 专家简介:严世芸(1940-),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副组长、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全国高等中医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名中医、全国名中医继承班指导老师,上海市中医学术发展专家组组长、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名誉教授,英国伦敦都市大学荣誉博士。学术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医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及学术经验,临床医药方面擅长中医内科,对中医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疑难杂症,疗效显著。目前主要负责研究的项目有中医学术思想史、中医中药治疗心律失常、中医中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医脏象辨证论治体系研究等。编写出版了《中医历代各家学说》、《中医学术史》、《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医人才学》、《中国医籍通考》、《中国医籍大辞典》、《内科名家严苍山学术经验集》、《增辑汤头歌诀与续集》、《张伯臾医案》、《宋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等专著46 部,发表《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急性心肌梗塞的中医治疗》、《论历代名家滋阴法概要》等论文75余篇。在教学改革上,领导学校在中医院校中率先推行了完全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育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教育成果一等奖、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技成果二等奖4 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4 次,曾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姜水印:严教授,您好!您是上海市名医,又出生于中医世家,能给我们谈谈您父亲的医学之路及他对您成才的影响吗? 严世芸:我的父亲及祖父都是中医,父亲是丁甘仁的学生,那时丁甘仁创办了一个中医专门学校,是全国最早的一个中医高等教育学校。黄文东是第一届学生,秦伯未与我父亲是一个班,也是同时毕业。当时形成的教育模式与后来的教育模式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没有附属医院,所以他们都是去私人诊所抄方。我父亲毕业以后就去四明医院工作,当时正是疟病流行时期,患脑膜炎的人也很多,在对这些病的治疗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过程中,我父亲积累了不少治疗急证的经验,四五年以后他就自己开设诊所了。 我父亲的人文知识功底深厚,他的诗、字都写得很好。学中医的人本来就有这个特点。在中医方面,他除接受家传之外,也接受了学校的中医教育,应该说是学校教育造就他成为一代名医。现在,我们知道的上海名医,像黄文东、秦伯未等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在他们以后的一批名医,如裘沛然、颜德馨等,也都是学校教育出来的。丁甘仁过世以后,他的长孙丁济万又办了上海中医学院,另一些学生又办了新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院。实际上,上海后来很多知名的中医师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 国民党时期曾有过二次要取消中医的风波,一次是1929年,另一次是1946年。当时我父亲感觉中医到了未路,所以我父亲的其他子女都没有学中医。到我考大学的时候,因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示正式发表了,又建立了中医医院,我父亲感觉中医好像又有了希望,就希望子女中有人继承他的事业,因此在我1958年高中毕业后,就让我去学中医。学了中医就经常跟他上临床看病,星期六、星期天去抄方,同时他也经常给我讲一些中医临床知识。看到他治好了很多病人,引起了我对中医的兴趣。 我父亲也有很多朋友,像潘天寿、应野平、唐云等等, 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作诗画画,耳濡目染他们对中医、对中国文化的执著追求,在他们的熏陶下,我感受到中医知识的博大精深,使我坚定了学中医的信念。对我来说,家学渊源,在我这儿还是根深蒂固。只是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由于课程结构的原因,在人文知识功底方面不如我父亲深厚。 我父亲比较开明,他认为应该把我们送到大学去学习,他说,带徒学中医,老师的经验比较局限,像叶天士这样的中医那时也只是从事17名,而大学里的名师就比较多。有些书他也是一直叫我多看,要打好基础,主要是一些原著,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及《内经》等。后来我愿意来到各家学说,可能也是受到他的影响。他认为你一定要通各家。研究中医历代各家的学说很实用,各家的临床经验是他们不断积累的结果,你就把这些医家的东西都接受过来,中医水平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凡是名家的药方,你去分析就知道了,各家各路都有。后学校要调我至伤寒教研室时,我没去,我还是选择了各家学说教研室,我感觉到我应该走各家学说之路,吸收各家之长,发展自己的临床能力。这都与我父亲的影响有关。 姜水印:您既是上海市名医,又是中医教育学家。现我国的中医教育主要是以高等教育为主,而以前的中医传授主要是师承方式,您能就现在的中医教育方式的利弊谈谈你的看法吗? 严世芸:关于这个问题,2006年我在《天津中医》杂志上发表过我的看法。我不否认师承教育是中医的一个传统教育模式,但这与我们高等学校教育是不能比较的两个领域。你一定要拿来比较,这就比较勉强。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来说,高等教育的优势,远远超过师承教育。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如何去吸收师承教育的长处。师承教育是一对一的教育,老师好,学生就好,老师是庸医,学生也是庸医。当时的庸医也包括大量的江湖郎中,他们治死了不少人。但我们医学院校毕业的,像庸医、江湖骗子这样的中医肯定少得多,几乎没有,因他们接受过正规教育。另外,院校教育的人,他是接受了一个学科群的教育,接受了一个教师团队的培养,这无论是在学生的科研思路上的发展,还是在中医知识的积累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师承教育。再加上中医高校有医院培养基地,这肯定都超过师承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培养中医特色人才方面,师承教育有它的长处,它能够把一些中医名家的学术特点继承下来,然后再加以发展。为了避免中医高等教育在临床方面的不足,我们学校很早就开始搞早临床、多临床的培养模式。后来还搞导师制,这也是一条师承教育之路。研究生教育实际上是把研究生教育制度与师承教育结合在一起,研究生通过学习与研究,把老师的经验总结继承下来。现在,我们有些人把高等中医教育与师承教育对立起来,好像师承就是好,现在高等中医教育越来越差,这种讲法是不对的。记得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一次人才培养会议上,我就讲了这个话。我们往往只看到名医,而看不到江湖郎中骗子、庸医。我说,不要因为手工业生产有些特点,就去否定大工业生产,无任从那方面讲,手工业生产都是没办法与大工业生产相比。但它有一些特点,我们要把它保存下来,不要抛弃它,不要因为有了大工业生产就不要这个手工业生产。高等中医教育与师承教育是同样的问题,师承教育尽可能地保存,高等教育也应该去吸收师承教育的一些特点,来完善自己的高等中医教育体系。这个问题,也提醒我们来研究一下在高等中医教育当中如何保持中医特色,这对发展中医教育也有好处。 给人们造成中医高等教育不如师承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现在中医临床医生用药处方时中医特色不明显,中医治疗疾病的能力也不强,这是什么问题,这是由于医院的体制问题,这个问题讲起来比较复杂。医院单搞传统中医医院,能生存吗?而且医疗法规对医疗事故的断定一般是采用西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医生到了临床后,就转到西医方向去了。医疗的法规、政策、机制以及办院模式等都在把中医朝西医方向推,这能怪高等中医教育吗?这是后期的影响,没有给中医人才提供一个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特色水平的生态环境。比如两个遗传基因都很好的父母,生下来的孩子是优秀的,如你把这个孩子与狼放在一起,他将变成狼孩,这你能怪小孩的父母不好吗?现我国也在搞名中医带学生,而且可以拿学位,这就对了。我认为应该执行这样的医师法,中医只能开中药处方,只能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患者的疾病,临床可以中西双重诊断,但治疗必须用中医的手段。需要用西药怎么办?这可在中医科室内放一两名西医,西药就请他们开。这样中医师当然就会一心一意地去搞中医了。现在中医师既能开中药处方,也可开西药处方,从便利或既得利益方面讲,他们当然更愿意开西药处方。此外,医政管理等等方面也不利于中医学术水平的提高。人与生物都是一样的,有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给它什么生态环境,他就长出什么果子来。这个问题不去思考,总是怪中医的教育问题,这是不对的。 目前中医教育除了教授《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等外,还是要讲授一些西医课程,但西医能不讲吗?现在一些名中医开口也讲西医。反过来说,不懂西医行吗?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患者来了要问西医的问题,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再说医疗事故的处理也是按照西医标准,医生的底线是要保护自己的。 当然中医教育不是说尽善尽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不要横加指责,而要注意总结、发展、完善。 姜水印:严教授,我们知道,除了教学及临证等之外,近30余年您主要是从事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在这30多年的研究中,也出版了不少书籍。有句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想您医术的精湛及学术的渊博可能也与研究各家学说有关,能给我们谈谈研究中医各家学说的体会吗? 严世芸:前面说过,我搞各家学说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后来我从对各家学说的研究发展到中医学术史研究,是因为有很多中医理论的发展有一个脉络,从其脉络的发展过程可看到中医的发展轨迹,进一步可以看到学术的发展、人才的成长规律,这是在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深入。 现在各家学说中有一种倾向,喜欢把古代的医家分学派,这容易把医家的学术思想局限。你想,如滋阴学派,说朱丹溪就是搞滋阴的,他的代表方就是大补阴丸。朱丹溪怎么就是养阴派?当时他提出要用滋阴的方法,当然是有他的理由。他讲的滋阴更主要的是用四物汤,不是六味地黄丸,也不是大补阴丸。在《丹溪心法》中也只在几个医案中能找到几个用大补阴丸的,因大补阴丸有特点,就变成了他的代表方。而他还有大量的用补气、温阳方子的医案,还有气、血、痰郁之论,怎能视而不见呢?所以,这样的学派研究是有问题的。 我们到底应如何去吸收医家的学术思想?一个医家是有他的特点的,刘河间也好,朱丹溪也好,张景岳也好。他们当时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他们要针对当时的情况来用药。比如,宋元时期香燥药用得比较多,造成患者病情偏热,刘河间针对这种情况,就提出用寒凉药,于是就把他就成寒凉派了。事实上,刘河间,如在他的《宣明方》里面,用温热的方子要超过他的寒凉方,这就是说,一个医家成名后,各种各类的疾病都要治疗,他不可能什么性质的疾病都用寒凉药,还是要进行辨证,针对不同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治法,理论上该用的才用。张子和提出汗吐泻法就说他是攻下派,事实上,张子和用补养的方法多着呢。我感觉学习中医名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要全面学习,不要用学派去认识这个医家,否则肯定走偏,是用不好的。 用药要考虑到天人相应,当时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心理因素,都要考虑。李东垣为什么著脾胃论,这是因为当时宋金对恃,汴京被包围3个月,水、粮都成问题,解围后,疾病流行,他考虑疾病与饥饿有关,因此他采用实脾胃的方法进行调理,用了补中益气汤,效果很好,他就感觉脾胃是很重要的,后来他就发展了脾胃论。他创立的补中益气汤,方中用的人参、黄芪、白术、当归都是扶助正气之药。而当时许多患者都在发热,抵抗力极度低下,我就认为其中的升麻不一定只是用来升阳,因升麻还有清热解毒作用。后经临床实践,我发现它还是一个绝好的清热解毒药。我将升麻用在很多高热患者的治疗上,升麻用到40克,再加其他的药,效果很好。这就是各家学说的魅力。要学会善于抓住医家的经验、特点。再如张景岳的左右归丸,大家都知道,但左右归丸是如何阳中求阴,阴中求阳的?这种方法你在临床上方面多多研究、探索,如能够用得得心应手,效果就是不一样。 各家学说的应用,我的体会是,第一,你要了解他的学术思想,要全面了解,而不是猎奇、取偏。这时你才能全面地理解、掌握医家的学术思想;第二,你要结合临床去应用,在临床上不断地加深对他的理解。各家学说那么多,所以,你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各种经验通过自己临床实践,就可以逐步形成自己的治疗特点。我感觉各家学说这门课程对造就一个比较好的临床医生是非常重要的。各家有很多遗下的临床经验,如果你理解得好,拿来用效果都比较好。研究各家学说能帮助大家博览群书,提高自己对中医理论的修养、临床实践能力及临床疗效。 姜水印:除教学之外,您还长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诊疗工作,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特别对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心血管病具有独特经验和疗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诊治疑难病及心血管病的诊治思路吗? 严世芸:在临床方面我受张伯臾老师的影响比较多,我接受了他很多的临床辨证思维及用方特点,在我现在的处方中还有他处方的影子。我感觉我用药的胆子比他大,不但用药量比他大,处方中用药也比较多。患者来治病时,身上一般都有很多种疾病,你用一个方去治疗他的病,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治疗疑难杂证的问题。就是说,病情是复杂的,你的药方是单纯的,也就是说用简单的方子去治疗一个患有比较复杂疾病的患者,疗效往往有限。越是疑难杂证,它的夹杂证就特别多。所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处方不避“杂乱”。处方看起来“杂乱”,但并不是乱处方,而是“乱中有序,杂中有法”。要学会这套方法,第一,你要学会辨证论治;第二,你要有自己的用药特点;第三,你要善于针对病情处方。所以,“乱中有序、杂中有法”就成为治疗疑难杂证的一个很重要的处方原则。现在处方强调简单,我认为简单的病才用简单的方,复杂的病就应该用复杂的方,要有针对性。并不是说我喜欢用大方,而是有的患者必须要用这种处方。有些患者,如心力衰竭患者,他同时又患有颈椎病、失眠等,夹杂证这么多,如你仅用真武汤来治疗心力衰竭,真武汤六味药,很简单,用下去行吗?心力衰竭的患者,如睡眠不治好,他的心力衰竭就很难缓解。你必须要同时治疗他睡眠问题。人是一个整体,在那种情况下,不用一种“杂乱”的方法,就没办法来处方。患者的症状往往是寒热虚实夹杂,怎么办?以前有很多这种包含多种治法的药方,如最简单的六味地黄丸也是三补三泻,补泻结合。单纯的病用单纯的方是可以的,杂病、复杂的病就必须用复杂的方法去治疗。 另外,临床用药时不要拘泥,临床上病情复杂就用复杂的思路去对待,要灵活应用中医理论知识。心脏病的治疗方面与复杂病的治疗一样,不要只看到一个心脏,而应从五脏相关方面去看,从整体上去看心脏病。心脏病的发生都有患者全身整体的因素,都与五脏有内在联系。如心力衰竭一定会联系到肾,后来又关联到脾胃及肝脏。从西医方面来分析,心力衰竭也与五脏有关,虽然与中医不一样,如心力衰竭引起的肾病,心力衰竭引起的肺瘀血,心力衰竭引起的肝硬化等,这些都会发生。因此治疗心力衰竭仅单从一方面着手是不行的,必须从整体上,从五脏的相关上去研究、分析、治疗心脏病。 姜水印:作为长期从事中医教育管理的领导,请谈谈对培养中医人才的想法。 严世芸:对于中医人才培养,我觉得目前应首先加强学生对人文知识方面的教育。当前我国的中学在人文教育方面比较薄弱,因此,到中医院校来的学生应该补上这一课。最近在我校的重点学科建设方面,我说必须开设《古文观止》,并把它作为必修课,《医古文》可作为选修课。《古文观止》学好后,对中医院校学生来说,再阅读中医经典就不会有困难。古代哲学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研究的东西,但我们却一直忽视了古代哲学的熏陶。中医离不开古代哲学,因此不学习、研究古代哲学,理解中医理论就缺乏哲学的思考。 我认为中医的人才培养还要体现它的个性化,不要限制得太多。我们实行学分制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个性化方面做得好一点。学分制的要领就是知识结构的个性化,当然,专业的基本训练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也要给他们更多的个人空间,让学生在适合他自己的方向上得到最佳的发展,这能够缩短他的成才周期。像我们那个时候实行的学年制教育培养方式,不管你能力怎样,进来36门中医课程必须学,36门功课考完,就进行毕业实习。你想想,像这样培养出来的一群人组合在一起,你会的,我也会,你不会的,我也不会。群体组合与一个人的能力差不多,群体的创造性就没有了,就缺少突破能力和发展能力,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好处吗?我喜欢举电视剧《加里生敢死队》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加里生敢死队》就是选了5个不同特长的人组合在一起去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5人各有技术专长,这样的5个人组成一个团队,突破能力就特强,这就是个性化的魅力。我们的中医也应该是这样,不发展个性,这个事业就是没希望的事业。 中医要研究的东西很多,这门古老的学科跟现代的高等教育如何结合得更加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对这些问题我们还需作深入研究。 返回前页